读各种闲书做的复制粘贴与吐槽

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

三手甚至二手现代性思想，梗指南ProPlus，正适合我这种读不下原典又想了解些皮毛的庸俗之人

第二章 现代人的精神危机

弗洛伊德II

人生意义的两大难题就是面对死亡和欲望。如何超越欲望的卑微，走向人性的崇高，这是现代精神危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。而弗洛伊德的影响不是解决了这个问题，而是取消了这个问题：如果我们接受了欲望的正当性，欲望本身不再是卑微可耻的，也就用不着去超越欲望了

// 天理即人欲，王阳明又来了……

萨特II

萨特还用一对概念来区分物的存在和人的存在，物的那种被决定的、不能改变的存在，叫作“自在”的存在。人的这种“有待形成”的、不固定的存在，叫作“自为”的存在，就是自己“为自己”而存在。你可以记住这一点：自在的存在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；而自为的存在没有固定的本质，它的本质是可以变化的。也就是存在即虚无，因此就同大自然厌恶真空一样，人有了自己永恒的追求

人是自为的存在，不断为自己寻找本质，不断变化。换句话说，人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。人想通过占有物去获得确定性，但有限的、固定不变的东西没有办法填满无限的可能性。人是一种徒劳的激情，去追求，去寻找，但终究无法实现那种满足。

“生活中只有两种悲剧：一个是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，另外一个是得到了我们想要的”

因为存在先于本质，那么就没有什么预先给定的东西把我们固定住、束缚住，就意味着我们永远可以超越“过去的本质”“现在的本质”去追求“未来”，人类掌握着命运的自主性。

人永远不会“是”什么，而是永远都正在“成为”什么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人是自由的，甚至人就是自由本身。也就是说，从存在即虚无，萨特推断出了人类被判定为自由！

萨特说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，而是总是可以改变现状的自由，是否定只能如此、我别无选择的那种自由

// “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的赞歌；人类的伟大就是勇气的伟大。”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

但是，这种自由有着沉重的代价

萨特III

可是自由的命运不是轻轻松松的好事，它还有非常严酷的一面。萨特两个著名的观点：第一，自由选择是很沉重的负担；第二，他人就是地狱。

人类有着掌握命运的绝对自由，但是这份绝对自由意味着，只有你才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其他的标准因素，只是因为你顺从了那个标准，归根结底，你还是要为你的选择负责，这就是从绝对的自由，又推导出了绝对的责任。

“如果上帝死了，那么一切都被允许了。”

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，人的无限可能是轻盈而自由的，但正是这份自由带来的绝对的责任是不能承受的，你必须独自选择，独自承担

那么，转求他人的帮助呢？

萨特的思想中，人具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，即主体性，人都是自由的，那么人与人之间，就会有争夺主体性的过程。

别人瞅你，就是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并否定你的主体性将你物化，而你瞅回去，就是同样维护自己的主体性。

由此推广，爱情也是一样，想象中的浪漫爱情是一个骗局，那种不分彼此、合二为一的爱情体验，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时候的幻觉罢了。爱情同样充满了为争夺主体性而展开的冲突和斗争。到最后要么是受虐，在羞耻中享受快乐；要么是施虐，在内疚中感到愉悦。

萨特认为憎恨其实就是你承认了别人的自由，憎恨只能指向人，正是因为他人的行动使你丧失了主体性，你为了维护主体性做出反击，实际上就是变相承认了他人的自由。

所以，人与人之间只能有永恒的主体性的斗争，人只能，孤独的面对自己的选择

所以，存在主义是一种绝望的哲学，滥觞于虚无，结末于孤独，中间还有沉重的责任。

但，存在主义也是一种希望的哲学，我们永远有改变的潜能，不必服从任何注定的命运，所以存在主义更是一种行动的哲学。我们最根本的自由和可能性都在行动中实现，它们并不只属于尼采式的超人，而是根植于每个人的存在之中。

西西弗斯是幸福的，因为登上顶峰的斗争足以充实人的心灵

第三章 20世纪的教训

上一章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，这一章便是现代人公共生活的危机

政治权威

政治学的基本假设，资源匮乏和人性自利

// 那么安纳其主义呢？不过我也不了解

也就意味着，公共秩序无法自然形成，需要某种强制性的政治权威建立维护规则

但政治权威不止有强制性，更有合法性，一开始自然封建秩序不需要考虑，但随着人将自己视为自由而平等的个体，必须有新的理论出现来维护政权，那就是社会契约论，它塑造现代政治的理性主义特征：将政治秩序视为理性建构的人造之物

在20世纪上半叶，西方出现了三种相互竞争的主要政体形式：苏联的社会主义，西欧与北美的资本主义民主，以及德国的纳粹主义（民族社会主义），他们都具有突出的现代理性主义特征，但却都出现了困境和危机，便是20世纪的教训

在血腥程度上而言，20世纪的灾难与之前中世纪的灾难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是，1900年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看到人类在各个方面都在发展和进步吗？难道这些发展和进步都被打断了吗？并不是这样。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，在20世纪都获得了比以往更加巨大的进步，这一百年中，人类总体的文明程度是大幅提升的。

20世纪带给我们的将是科学进入社会和私人生活。科学将赋予我们行为的准则。它将是一种光辉灿烂的前景……我们希望哺育了我们的19世纪，把那愚蠢的仇恨、无意义的争斗和可笑的诽谤统统带走，抛进世纪的无底深渊！

所以，20世纪的灾难是“文明时代”的野蛮，是“理性时代”的疯狂

不是发展中因为运气太差出现的偶然，20世纪的危机不是历史的偶然产物，而是内在于现代化思想之中。德国的纳粹主义、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和英美的资本主义，是三种不同的现代性规划，它们都有各自的危机或困境，但都与现代理性主义的社会构想密切相关

所以，需要剖析和反思，揭示行动背后的深层逻辑，揭示出一些思想观念是如何塑造了人类的行为。而这些论断，又成为人类行动新的思想依据。

“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，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育出来的哲学观念，可能会摧毁一个文明[……]如果思想能够产生如此致命的力量，那么也只有通过其他思想家的努力，才能来化解。”

鲍曼

《现代性与大屠杀》

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，它只有在现代文明中才可能实现

纳粹的大屠杀是反人类的暴行，但是这件事却发生在已经步入现代文明两百多年的中世纪

最方便的解释自然是，看作一次偶然的反常现象

于是，就有了两种解释，变态论和仇恨论

鲍曼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，是在逃避最需要反思的深刻问题

实际上，正是现代性内部的一些本质要素，才使得大屠杀成为现实。而其中关键的一点，就是理性和理性化。

首先，正是机器般理性的现代官僚制，实现了大屠杀这个非理性的暴行

官僚制不仅会损害个人自由，还会导致道德冷漠、逃避责任。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庞大的机器，每个人都只是一个零件，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，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。

大屠杀发生的场景如同一个工业流水线般，每个人只负责其中的一小部分，完成一个微小的步骤

在这种流程中，人很容易丧失面对鲜活生命时的同情心和道德感。结果就是，每一个步骤组合起来共同造成了屠杀，而其中的操作者感受到的可能只是“我今天填了十张表”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在私人生活中正常甚至善良的人，也可能成为屠杀的实施者。

其次，现代科学主义实际上对大屠杀提供了某种理念支持。社会秩序就是一项工程，可以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整理得干干净净，整齐划一，清晰优美。

在这种观念中，犹太人变成了秩序里的“杂质”。

此外，理性的影响同样体现在被害一方，当时不仅没有出现犹太人的大规模反抗，在大屠杀中甚至还有受害者的参与。

鲍曼认为，这种合作是经由一种策略实现的，就是纳粹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利用。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清晰计划，否则肯定会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抵抗。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，直到最后一刻，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。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，消解了可能的反抗。

只要考虑到人的理性计算心理，就可以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，调整其中的收益，去引导受害者合作。

因而，大屠杀不是历史上野蛮状态的重现，也不是一场偶然的悲剧。大屠杀的许多关键要素都内在地蕴藏于现代理性之中。这场灾难，是现代理性如何变得与道德和人性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历史力证。

在鲍曼看来，要防范像大屠杀这样的灾难，关键在于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、无条件的道德感，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。简言之，就是永远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。

不过，现代社会的底层机制中就存在着一种非个人化或者非人格化的特性。如何在这种特性中保持我们的道德感，这是现代人需要思考的严肃问题，也是现代社会要面对的一个艰巨的挑战。

// 当代的国家治理，或多或少都有法团主义的因素在里面

阿伦特I

大屠杀真的是平庸之恶吗？

阿伦特创造了“平庸之恶”这个概念

平庸之恶不是一种“螺丝钉理论”，就是说普通人只不过是某个官僚系统中的一个螺丝钉或齿轮，只是服从程序、执行命令，所以冷漠地成为杀人机器的一部分。可是阿伦特自己明确表示不赞同“螺丝钉理论”。

平庸之恶也不是大众导致的恶，经常说“雪崩发生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”，但阿伦特也不会赞同这种理解。因为如果你把责任推给所有人，泛泛地加以指责，那么就无法再追究任何特定个人的责任。阿伦特反对所谓“集体罪责”的观点，她主张应当追究个人的责任。

阿伦特看来，大屠杀是是一种新颖而独特的现代罪恶

在平庸之恶前，阿伦特曾用极端之恶（radical evil）来描述纳粹的大屠杀，十年之后，在纳粹军官艾希曼受审时，用平庸之恶（banality of evil），也就是恶的平庸性，来描述纳粹。

也就是，阿伦特认为纳粹的大屠杀是一种极端之恶，在军官身上，她看到了恶的平庸性

纳粹大屠杀是一种极端之恶，极端在哪里呢？不是死人的数量和手段的残忍，这些在历史上早有回响。这种极端不是程度上的，而是性质上的，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、前所未有的特征，那就是它“完全不可理解”。

康德有一句名言，“人是目的，而不仅仅是手段”。如果你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实现利益的手段，那就践踏了人的尊严，是不道德的。而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，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，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、当作手段。

即便是杀人取乐，也有取乐的目的，但是纳粹的动机不是出于人性的自私、贪婪、恐惧、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，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。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，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。

在阿伦特看来，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，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，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。等于“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”。

所以，这种恶已经超出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框架，也无法从“人能理解的动机”来解释。所以它和任何传统的罪行不同，是一种完全新颖的现代现象。

那么如何理解这种新颖的极端之恶呢？

“细菌可以造成流行病的灾难，但细菌仍旧只是细菌”

在艾希曼身上，阿伦特看到了恶的平庸性。

艾希曼不是戏剧中那样复杂而深刻的反派，也不是残暴无情的恶魔，但他有“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”，“不是愚蠢，而是匪夷所思地、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”。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“平庸性”，实质上是一种“无思状态”（thoughtlessness），就是不思考。

这就是平庸之恶的独特之处，我们在谈论道德的时候，要既论迹又论心，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，犯下的恶行越严重，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。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，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，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，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、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，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。

应当注意，不能滥用平庸之恶这种说法，它只适用于极端之恶的作恶者，而非生活中那些普通的不道德行为。

那么，似乎克服平庸之恶的方法，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我们都应当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。

但是，正常人都会思考，为什么阿伦特认为他们丧失了思考能力？

这不是答案，只是一个新问题的开始

阿伦特II

阿伦特认为“平庸之恶”是丧失思考能力的结果

人怎么就丧失了思考能力？丧失的是哪种思考能力？

阿伦特计划写作《精神生活三部曲》，最后一部只有标题：Judging 判断

艾希曼在法庭山侃侃而谈，认为自己是履行职责，遵守法律

阿伦特并不是说他愚蠢或者撒谎，而是因为他满口套话，将陈词滥调作为盾牌和武器抵挡现实

他虽然引用康德，但是在阿伦特看来，这种引用令人发指且不可理喻，因为康德所讲的道德，恰恰与独立判断密不可分

在现代社会，只是服从主流规则已经不能再防止人们作恶

在第三帝国，人们陷入了一种困境当中，遵纪守法可能迫使你去犯罪作恶，而行善可能要求你违抗法律和规则。

针对这种困境，阿伦特主张，传统的道德法则和教化已经不能促成真正的道德思考。道德的真正含义不是循规蹈矩，而是做出自己独立的是非对错的判断。

但是，独立判断时一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相当困难的要求

独立不等于正确。要独立判断，就得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，自己确立自己的标准。而且，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是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，却无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。因此，盲从是危险的，但独立判断也无法担保正确，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。

道德思考没有通则可循，独立的道德判断就是艰巨的任务。

独立判断就成为了责任风险极大的事情

如果循规蹈矩，那么，你就可以隐藏在人群中，用法不责众来分担错误的风险

如果坚持独立判断，那么，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，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，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；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，也是可追究的。你没有任何托词，没办法推给规矩，也没办法躲到“法不责众”的后面，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。

更难的问题是：我们应该如何做到独立判断？

阿伦特自己也没有给出完整的解决方案

阿伦特认为，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“忠实于自己”，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“与自己相处、与自己交谈的倾向”。他们选择不作恶，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，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，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。为此，他们甘愿承受危险、甚至付出生命。

这种独立判断的典范在西方思想的源头中就存在，那就是苏格拉底。苏格拉底说过“宁可自己遭受冤屈，也不愿行不义”，这样他至少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。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要求有多么高深的知识，多么聪明的头脑，只是要求你始终过一种自我反思的生活，不断与自己的内心对话。

这就是道德正直，moral integrity

这样的人能够坦然面对自己，不用规矩和套话来自我欺骗，保全了自己人格的完整

独立判断究竟要怎么做？阿伦特曾经说，“就各种特殊情况做出判断而言，没有什么恒常的通行标准，也不存在什么确定无疑的规则”。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处境中，冒着风险，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，并为此承担责任。这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格外艰巨的道德任务

波普尔I

科学是怎么被重新定义的？

理性已经无法面对价值和道德的问题，那么，在科学活动中，理性就没有极限吗？

人类是容易犯错的物种，这是人类固有的特征。不管是在科学还是在政治经济活动中，我们都摆脱不了“可错性”（fallibility）

证伪主义理论

科学理论的标志不是它能够被证明是对的，而是它可以被证明为错的。

所以说，科学中的“正确”应该是什么？

波普尔认为：科学中的正确永远是一种不彻底的正确。

一个理论算不算科学理论，首先不是看它的对错，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够接受事实的检测，是否可能被证伪。波普尔认为，这才是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理论的试金石，他把这叫作“可证伪性”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一个科学理论就不会是“彻底正确”的，因为它自身就包含着被证伪的可能。

但是，波普尔所言的不彻底的正确，还有更深层的含义。

他意识到证实和证伪是不对称的。一个理论被证实一百次、一千次、一万次，也不能证明它绝对正确，但只要被证伪了一次，它就被推翻了。

这就对科学传统的归纳法，发起了挑战。

// 想想三体I中那几个例子，大刘应该也看过这方面的论述

那么，如果归纳法不可靠，那么，如何解释科学的成长机制呢？

波普尔说，传统观点认为，科学发现是靠归纳，就是观察事实-归纳理论-证实理论。

其实并非如此，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这样：先提出问题，然后针对问题提出理论猜想，再用事实证据来检测这个猜想。如果检测和猜想相符，就保留这个猜想。

如果一直没有反面的证据，就一直维持这个猜想的暂时有效性。如果出现了反面的证据，我们就放弃这个猜想，构想新的理论，进入下一轮检测。科学发展就是一个猜想与反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。

这样，波普尔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，用经验检测的“可证伪性”代替“可证实性”，用“问题—猜想—反驳”的“试错机制”代替“观察—归纳—证实”的“实证机制”，这就对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。

这也意味着，科学无法达到绝对真理，科学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，这就是“不彻底的正确”

就这样，科学理论不再是真理，而只是一些尚未证伪的假设

在波普尔看来，科学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，但并不是启蒙传统以为的那样，能够在思想领域一统天下。

有些思想传统虽然不是科学，但本身有丰富的意义和价值，有些还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灵感来源。比如宗教、神话和形而上学，包括精神分析，都属于这一类。

波普尔II

为什么人类不能创造出完美社会？

即使是在科学的领域，理性所能达到的“正确”也只是一种“不彻底的正确”。

当波普尔把这个思考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，就形成了他更为基本的哲学思想，叫作“批判理性主义”

也就是，人类有理性，理性有局限

理性使人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局限体现在，人类的办法总是不完美的，总会出现新的问题。

所以，人类在进步中犯错，在犯错中学习，从此又继续进步，但即便如此

也永远无法抵达绝对的真理

在科学领域，波普尔拒绝了科学至上论，在社会领域，批判理性主义要拒绝的，便是乌托邦社会工程的理念

什么是乌托邦社会工程呢？

简单来说，就是认为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性，按照某种预定的蓝图去改造整个世界，创造出完美的社会。波普尔认为，将这种社会工程的理念付诸实践，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。

当然，不是指一般的规划，而是范围极广，时间极长的，一步迈向乌托邦的，终极的规划

也就是整体主义社会工程，它低估了这种规划的可错性

这背后有一种迷人的观念，就是历史决定论

其认为历史是被一套规律所决定的，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能发挥很小的一部分作用

这样，社会科学的使命，就变成了找到这个规律，并预测历史，从而制定最完美的社会蓝图来改造社会

波普尔在《历史决定论的贫困》中认为，人类并不能发现历史发展的铁律，自然科学尚且无法发现，更为复杂的人类社会，那就更难发现所谓的铁律了。

其次，人类的知识本身就会影响历史的发展，因此历史本身无法被决定，也无法被科学方法预测。

比如，马克思将理论公布于世，虽然工人阶级学会了他的思想，但是资本家同样也能学习到这属于全人类的知识

于是，他们意识到了改良资本主义的迫切性和必要性，这样缓解了劳资矛盾，减慢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进程

在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中，波普尔认为信奉历史决定论，会在思想上封闭社会发展的可能性，塑造一个封闭社会的意识形态。

与之对应的便是开放社会，以开放的态度接受理性的批判

开放社会同样需要社会工程，但不是这样整体主义的构成，而是波普尔自己倡导的“零星社会工程”，做出温和的改良，以防止激进的革命，通过不断纠错来实现社会发展

这两者之间有三个重要的区别：

第一，前者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，而后者是要追求最终极的善。

第二，前者要寻求改善人们命运的合理方法，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，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加重了现实的苦难。

第三，从历史上看，渐进式的改良基本上能够成功，而试图整体性地创造乌托邦的规划，基本上都会引发悲剧，最终背离了自己当初的蓝图目标。

“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，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”

所以，他认为20世纪留下的最深刻的教训之一便是，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，防范“乌托邦社会工程”的实践。

// 罗圣有言：“不要妄想在地上建设天国”

你怎么理解“理性的局限性”呢？像这样的说法，“现在还有很多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，所以不用太在意科学给出的解释”，它和波普尔所说的“理性的局限性”是一个意思吗，你是怎么看待的呢？

不准确，理性的局限性是说明人类无法获得绝对的真理，是反对把科学奉为圭臬，而非否定现存的科学理论